信任的代际传递与青少年社会信任

□刘靖 毛学峰

一、问题分析

信任水平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体产出具有重要影响。信任水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加总产出的差异，包括经济增长、贸易的容量和制度差异等，信任水平可能导致较高的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体现出更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指标以及更多社会资本。从个体层面，更高的信任水平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成功、信息技术的采用和个体的健康。但信任形成的原因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社会信任的影响因素一般可以概括为个体自身特质及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其中个体特质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等，而外在环境则包括地区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公共资源和服务、社会异质性程度（收入不平等、种族、信仰、文化差异等）。

个体信任态度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相同特质的个体仍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信任水平，而当前的外在环境也并不能完全解释居民的信任水平。个体信任水平是受到家庭和成长的外界环境共同影响、长期积累的结果。研究发现，成人的信仰、价值观等通常形成于儿童和青年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同辈以及模范角色都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青少年时期的信任态度对成人期的信任态度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都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所指出的，“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青少年期（adolescence）是出于童年期和成人期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一般来说，其开始于十几岁，并在近二十岁结束。这一时期处于快速成长的过渡阶段。

本文主要选取13~20岁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Panel Studies，CFP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本文考察了13-20岁青少年社会一般性信任的形成和父母的代际传递效应。研究首先考察了家庭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区分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分别分析；其次，研究分析了代际传递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接着，研究考察了孩子和父母信任态度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代际传递效应的发生机制；最后，研究分析了代际传递效应的可能影响渠道。

本文贡献主要包括：一方面，虽然国际上有关于家庭信任态度代际传递的讨论，但关于我国的相关研究较少，针对青少年信任的研究文章也较少，本研究探索了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和效应。另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通过区分不同群体讨论异质性，针对孩子和父母信任态度不一致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讨论可能的传递渠道，本文对于现有研究也是一个较好的补充。

二、观点摘要

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形成的代际传递作用可以用来解释社会文化形成以及诸多社会现象。信任态度的传递机制可以被描述为家庭内社会化过程与家庭外社会化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内社会化的过程主要通过父母和亲人，而家庭外社会化过程则很大程度上通过对周围同辈以及模范角色的模仿。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当前青少年信任水平普遍高于父母一代，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显著存在，但父母亲的边际影响并不相同。总体而言，父亲的影响程度小于母亲。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信任的传递呈现出加总效应，比如，父母亲都表现出信任的态度时，对孩子的边际影响是两者的边际影响的叠加。

第二，不同群体的代际传递效应不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性别的父母的影响，比如父亲的信任态度对男孩的影响大于母亲，母亲的信任态度会显著影响到女孩。城乡的青少年都会显著受到父母信任程度的影响，但城镇青少年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而农村青少年的父母效应比较接近。孩子所处教育阶段不同受父母影响的不同，小学及以下青少年的信任代际传递效应大于初中组，且来自父亲的信任态度的边际效应高于母亲，而初中及以上青少年的信任代际传递效应主要来自于母亲。

第三，父母积极信任的社会态度比较不信任的态度更容易发生代际传递。父母信任的态度会显著降低父母和孩子信任态度不一致的大约30-40%左右的概率。但父母信任态度不一致会显著增加孩子和父母的信任态度不一致的概率。当父母态度不一致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而父亲的影响只针对男孩和小学以下孩子这两个群体。对于小学以下的孩子来说，母亲和父亲的不一致的信任态度可能导致父亲或母亲信任态度的边际影响被抵消掉，这说明低教育群体（低龄）的孩子更容易受到父母不信任态度的影响。

第四，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态度会显著影响到母亲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对父亲的影响不大，这说明更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母亲信任的代际传递。孩子小时候脱离原来生长环境的行为可能大大增强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而父母本身的教育和收入以及相对水平都不会影响到信任代际传递。

第五，分析不同因素的影响。初中及以上青少年的信任程度高于小学的孩子。所属年龄组的平均信任水平越高，地区平均信任水平越高，孩子的信任水平也越高，社区内有10%的人群从不信任变成信任，就会有约3.6%的孩子的信任态度从不信任变成信任。即便控制了家庭背景等因素，早早参加工作会显著降低青少年的信任水平。特殊事件经历会对青少年社会信任造成负面影响，但影响不大。

三、政策建议

本文的发现给中国构建现代信任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视角。

首先，过去数十年来快速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社区的熟人间的信任模式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尚未良好的建立起来，最终可能给社会的普遍信任带来一定影响。

其次，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获取经济收入的同时对于孩子的照料时间下降，母亲在孩子信任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弱化。

再次，家庭对于孩子信任态度的作用不可忽视，家庭是孩子最主要也是最早接触的环境，父母信任对其有较强的影响。但孩子并非生活在一个封闭环境里，外界环境将对他们的信任态度产生影响。孩子的信任态度除了受家庭影响显著，还受到同龄群体、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的显著影响。如果针对青少年信任态度进行有效干预，在学校、青少年群体内部以及社区范围内推行诚信教育，可以显著干预并影响到孩子的诚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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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共同富裕、老龄化、收入分配、性别经济学、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劳动经济研究》《人口研究》、China Economic Review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获得2010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2011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以及“安子介国际贸易奖”，邮政编码：100081，电子邮箱：liujingeco @126.com。

该文刊载于《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9期。

原文链接http://www.jjxdt.org/Admin/UploadFile/Issue/201903080001/2021/12//20211216112820WU_FILE_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