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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机制

作者:    发布人: 樊樱羞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7-19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机制

□黄泰岩 吴顺

[摘要]本文从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机制以及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机制三方面提出了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机制。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必须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摆在优先地位,并以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为主攻方向;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瞄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断点、堵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必须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畅通国内大循环 实现机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机制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内需包括消费与投资,扩大内需就包括促进消费增长和拓展投资空间两个方面。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关键是构建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一)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摆在优先地位

稳定和扩大就业,就是稳住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基本盘,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我国,民营经济提供了80%以上的劳动就业。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就要毫不动摇鼓励、引导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一是鼓励全民创业,改革束缚人们创业的一切不合理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体制,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二是鼓励市场公平竞争,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国有企业与非公经济的融合发展。三是鼓励转型升级。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级才能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一方面民营企业必须走专精特新之路,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大精准帮扶力度,切实解决民营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增强就业岗位适配度。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给稳定和扩大就业带来了新的冲击: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职业和岗位存在被新技术和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各类新职业不断涌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我国至今已经发布了四批新职业。无论是技术替代还是新职业增加,都要求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

第三,提升就业质量。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而高素质人才占比的增加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这就需要:一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优化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公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合格人才;二是深化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化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三是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四是深化创新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善的科技人员激励机制;五是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政策,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集聚机制保障。

(二)把收入结构优化作为主攻方向

优化收入结构可以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居民的收入份额,或者在居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一,优化居民消费主体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既拥有足以支撑较高购买力的稳定收入,又拥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成为世界各国扩大消费或支撑消费的中坚力量。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与发达国家相比规模偏小,因此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力争到2035年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有利于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一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创造大批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岗位;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财税支持;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上升提供更多的通道和支撑。

第二,优化居民收入来源结构。除了增长工资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水平还需要扩张居民的其他收入来源。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为10.56%,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仅为2.45%,因而增加财产性收入具有较大空间。但是,在存在较大财产差距的情况下,扩张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收入差距,反而不利于消费的扩大。增加政府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虽然对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至关重要,但其大幅增长要受制于政府财力的增长。因此,优化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重点就应是扩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一是采取财政、货币政策,鼓励、扶持、引导发展小微企业,形成激励全民创业的环境;二是放宽市场准入,为小微企业发展拓展生存空间;三是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

第三,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按照规划目标,我国到203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这就要求在保持城镇居民收入合理增长的前提下,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一是积极推进城镇化。在我国就业存在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要以农民能够在城镇获得稳定工作和收入为前提,这就需要推进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城镇化。二是鼓励工业反哺农业。一方面,鼓励城市工业把农村工业纳入到自己的工业体系中,为农村工业的二次创业提供条件;另一方面,鼓励城市工业对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为农民增收创造产业基础。三是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切实解决农业“芯片”种子问题,建设智慧农业,不断提高农业效益和效率。四是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特别是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第四,优化区域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在西部地区已有发展基础和条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西部地区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加大政府转移支付,较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借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换道超车”。一是发挥西部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文化优势和特色产业优势,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巨大新需求,越过传统工业化老路,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二是发挥西部地区自身的特色产业优势,顺应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区域布局优化趋势,将自身的产业发展迅速嵌入全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形成与发达地区共生共荣的融合发展格局。三是发挥西部地区自身区域面积辽阔的优势,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借助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参与到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体系之中,实现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四是发挥西部地区自身的区位优势,顺应我国构建全面高水平开放趋势,通过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与合作,以开放促发展。

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机制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畅通国内大循环,要针对国内大循环中存在的断点、堵点,采取有力措施,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一)畅通生产循环机制

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但是从全球产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还处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低端,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还存在严重的“卡脖子”现象,尤其是集成电路、高端芯片、控制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高度依赖进口。这些“卡脖子”领域存在断供的巨大隐患,成为畅通生产循环的堵点、断点,严重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生产循环的畅通。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①这就需要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尽快打通制约生产循环的堵点、断点。

第一,加大研发投入。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就是把发展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遏制的大背景下,必须要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为导向,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上取得突破,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我国不仅要关注解决目前的“卡脖子”问题,还要着眼解决未来的“卡脖子”问题,不断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迅速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引领新一代技术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就需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提升政府研发投入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仍然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因此,要实现我国科技创新从跟随到并肩再到领跑的飞跃,就需要继续保持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提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

第二,提升研发效率。提升研发效率的根本是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推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二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价值变现等制度体系,有效保护科研人员创新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深化要素市场体制改革,明确创新要素产权界定,推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充分释放创新要素的创新活力。

第三,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组合方式,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更要注重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断加大基础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投入力度,为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提供长期稳定的科技保障。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畅通生产循环的长久之计。

(二)畅通流通循环机制

流通是将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的关键环节,只有流通机制顺畅,才能将商品和服务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用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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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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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①目前我国的流通循环仍然存在着市场分割、市场垄断、流通成本过高等断点、堵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畅通商品服务流通渠道,提高流通效率,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因此,要加快建设完善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和规范的市场秩序,畅通流通循环机制,推进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

第一,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就必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使商品和服务能够依据市场信号自由流通,特别是加强要素产权改革,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合理配置,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二,完善和提升物流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向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延伸,提高网络覆盖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联网、补网,打通基层道路堵点、断点,使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便利接入全国生产和消费网络;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提速降费,加快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生活服务领域的应用,增强居民信息服务消费能力,拓宽居民信息服务消费渠道;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规范流通环节管理,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

第三,完善数字经济的反垄断机制。随着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包容审慎态度,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然垄断特性,逐渐表现出资本野蛮生长的态势,2020年底我国开始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但需要针对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新特点,深入探讨平台经济的垄断边界和资本无序扩张范围界定,使其既能鼓励创新,又能防止垄断对竞争秩序的破坏。

第四,加强消费者保护。对标国际标准,加快制定产品质量、产品安全认证标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完善消费者保护制度、体制机制和环境建设,强化执行,积极打造消费者放心消费的外部环境,降低交易费用。

(三)畅通分配循环机制

生产决定分配,因而分配必然服从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会向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和政府倾斜,通过增加企业的利润引导企业不断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转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须向作为主要消费主体的居民倾斜,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保持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一方面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为企业投资扩大创造新的市场和需求,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共同扩大。这就意味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是畅通分配循环机制从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

第一,优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即存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会直接减少政府收入或企业收入,有可能直接减少政府的民生保障支出,或者导致企业倒闭而增加失业,这不仅不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反而可能造成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必须首先做大蛋糕,增加国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增量中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

第二,增加人力资本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就要按照居民提供的劳动的质和量进行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就要按照居民拥有的要素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分配。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占比,最根本的就是增加居民的人力资本收入。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端产业链价值链升级,一方面对人力资本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为居民提高人力资本收入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为企业增加盈利创造了巨大空间,从而可以支撑人力资本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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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载《人民日报》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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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增加非劳动收入。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增加劳动收入或非劳动收入都会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巨大人工成本压力的情况下,要使保市场主体和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并行不悖,就需要努力增加居民的非劳动收入。因此,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完善按要素贡献分配机制,一方面优化资源配置,做大国民收入蛋糕;另一方面为居民获取非劳动收入开辟更多渠道。

(四)畅通消费循环机制

畅通消费循环机制,就要求提供给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必须与消费者的需求相一致。但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快速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加速升级通道,而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却因需要技术创新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存在一定的时滞,这就造成了明显的供求错配。因此,畅通消费循环机制,就是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第一,用新供给适应新需求。在供给和需求错配的情况下,要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适应居民新需求的能力,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以定制化、柔性化、精准化生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小众化、创意化等多样化新需求,提升商品和服务的品种丰富度;二是与国际标准对标达标,推进产品和服务的品质革命,满足消费者的品质化、品牌化新需求,提升商品和服务的品质满意度和品牌认可度;三是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服务化新需求,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

第二,用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大潮下,加快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发展,就能够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一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新产业,不断提高其在GDP中占比,创造出新的商品和服务,引领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二是加快新技术的自主创新,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会催生出新产业,引导产生巨量新消费;三是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种、品质和品牌,能够激发过去压制的消费需求,创造出新消费;四是新模式、新业态主要是运用新技术对传统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的颠覆性创新,顺应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成为消费主体引起的消费主体结构变化,带来消费的爆发性成长。

第三,形成更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畅通消费循环中形成不同层次的动态平衡。首先,在新供给适应新需求进程中,随着供给体系适应新需求的不断调整,供需在新的水平上形成新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注定不会长久,因为新供给会通过扩大就业和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变收入结构,从而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形成新需求,新需求又会牵引新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形成新的平衡;其次,在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进程中,开始新供给可能仅被部分消费群体所接受,供需仅在低水平实现均衡,抑制了新供给的积极性,但随着新供给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和接受,新供给能够全部得以实现,并可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激励新供给快速增加,供给和需求从低水平均衡转向更高水平均衡;再次,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需要具备必要的市场条件,我国随着居民收入增长逐步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新供给的实现成为可能,推动新供给不断增加,而新供给的规模扩大又会通过规模效应引起成本的不断下降,从而进一步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不断畅通消费循环机制的动态过程。

三、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机制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际循环,进一步畅通和提升国内大循环。

(一)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互动机制

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的互动机制,就是依托国内大市场促进国际循环,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参与国际循环向主导国际循环转变,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第一,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循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吸引力、吸纳力,通过“引进来”更好促进国际经济循环。一是吸引世界各国扩大与我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我国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协定有望取消15个成员国超90%的贸易关税,不仅丰富了我国国内产品供给,满足国内消费升级需要,也对加快我国贸易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积极影响。二是吸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扩大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我国坚持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特别是吸引外资向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投资,推动引资结构合理化。

第二,要利用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机遇促进国际循环。利用我国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特别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全球重新布局的历史机遇,通过商品和资本积极“走出去”,更好促进国际经济循环。一是通过提高我国供给质量和水平推进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平衡。近年来,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明显上升,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加快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升级,必然会增强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国际贸易惠及全球消费者,有利于形成供给推动需求、需求引领供给的动态高水平国际贸易平衡。二是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鼓励我国企业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为导向扩大对外投资,特别注重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和现代服务业扩大投资,加强投资区域的合理化布局。

第三,要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促进国际循环。充分利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的优势,全面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际经济循环。一是利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我国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既可以嵌入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体系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可以引领发展中国家构建新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的国际经济循环。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外贸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表明我国已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循环,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二是发挥工业体系完备优势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发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加大对外经贸合作力度,构建合作共赢的区域平台,助力我国企业国内国际链条式发展。

(二)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的互动机制

基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事实,针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的较大发展差距和技术差距这一主要问题,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促进国内大循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

第一,国际循环有利于补国内循环的资源短板。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对能源和资源形成了巨大需求,但大量能源和资源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必须依赖国外进口,甚至严重依赖国外进口,造成了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巨大短板。这就要求我国积极运用国际循环弥补国内大循环的资源短板。一是强化战略合作,加强与相关能源和资源储量丰富国家的战略合作,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二是优化资源进口渠道,不断拓展国际资源进口渠道,形成资源国际供给的多元化市场格局,规避资源供给风险。三是确保资源供给安全,通过“走出去”并购国际资源企业,形成国内国际一体化发展格局,构建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

第二,国际循环有利于强国内循环的技术弱项。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就是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种技术资源,推进我国的自主研发。这就需要吸引世界各类科技研发资源向我国加速集聚,形成我国自主创新的世界力量。一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人才优势,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进而设立世界级研发中心,辐射带动我国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二是吸引国外各类科技人才流入我国。充分利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的巨大发展空间,以各种形式吸引世界各国人才,铸造人才资源竞争优势,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三是鼓励我国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通过国内国际联合创新的深度合作,形成科技创新合力,弥补我国创新资源不足特别是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充分利用世界科技资源,加快我国的科技创新。

第三,国际循环有利于堵住国内循环的消费漏洞。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而造成的供求错位,导致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这就需要通过国际循环堵漏洞。一是扩大我国短期内还不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口。我国即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升级,也存在一些领域短期内很难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迅速提供出来,需要利用国际循环扩大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来弥补国内供给体系的漏洞。二是扩大我国虽然能生产但生产不好的产品和服务进口。虽然一些产品和服务我国已经能够提供,但在居民追求品质消费和品牌消费的趋势下,有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品牌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商品的进口,会提升我国市场的竞争,有利于加快我国产品的升级换代。

第四,国际循环有利于促进国内循环的体制改革。改革开放,既要通过改革扩大开放,也要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一是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通过深入全面参与国际循环,借鉴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有益经验,推动国内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好释放改革对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红利。二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我国在市场准入、产权制度、要素市场、“放管服”等关键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三是强化国内市场竞争。深入全面参与国际循环,实施投资、贸易便利化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及进一步优化负面管理清单,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市场竞争程度,加速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发展之路。

第五,国际循环有利于筑牢国内循环的安全底线。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有利于筑牢我国经济发展的安全底线。一是优化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结构。以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加快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结构的优化布局,有利于保障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包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对外贸易均衡发展;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区域深度合作,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和生效实施,将更有利于深化同协定各方经贸联系与合作;积极推进双边多边全面合作,中国还将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进一步融入区域和世界经济等。二是优化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通过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合作,提高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包括: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理布局;加大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入,提升我国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加大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力度,推动国内国际供应链产业链深度合作,为国外企业开展境内股权投资、开拓中国市场创造良好条件等。三是优化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包括: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打造各方普遍接受、行之有效的经济治理规则,营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有利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经济发展道路的多元化,充分尊重各国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形成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多元发展格局;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方面作出中国的贡献等。

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oJah2KrFT-8bTwnj1lH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