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智力支持

□张丽君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5年组建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团队，对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进展进行动态追踪调查，每年出版一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举办一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论坛。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6、2017）》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2017）》的基础之上，基于新时期、现阶段破解深度贫困难题、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意义，结合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特性和民族地区最新的针对性减贫措施，研究团队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8）》（以下称《报告》）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2018）》（以下称《案例集》），目前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两本书通过对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最新情况和不同类型扶贫案例的梳理与分析，以期厘清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贫困的最新情况、最新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破解深度贫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特色方案，为全国各地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类似的扶贫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提供政策参考及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2018年的《报告》发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的集中地区，其深度贫困问题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致贫原因具有特殊性，表现为要素、资源和环境的禀赋稀缺以及文化差异等；二是贫困的表现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三高”：贫困发生率高、脆弱性程度高、返贫风险高；三是除了有贫困的“三类人”（因病致贫人群、因灾返贫人群和贫困老人）外，还有特殊的“三类人”，即“直过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边民；四是扶贫面临着特殊的限制，主要有“三大限制”，即要素和资源的变现能力受到限制、扶贫资金的投入效果受到限制、基层扶贫队伍的服务能力受到限制；五是在脱贫攻坚时对基本公共服务关注不够；六是民族地区的高标准扶贫可能会产生“福利陷阱”，导致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

针对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特殊性，《报告》提出，民族地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要正确认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脱贫攻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要瞄准民族地区特殊群体（边民、人口较少民族、“直过民族”），强化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再次，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治理；此外，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完善生态补偿体系、降低贫困户的脆弱性、加强民族地区基层扶贫队伍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等手段，推进民族地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补齐短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2018年的《案例集》搜集并分析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12种模式以及精准扶贫过程中产生的自发移民现象。12种模式分别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教育扶贫模式、贵州省的大数据扶贫模式、武陵山片区湖南省怀化市黄岩地区的旅游扶贫模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公益扶贫模式、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林业扶贫模式、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农垦特色产业扶贫模式、青海省的拉面扶贫模式、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健康扶贫模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的外促内生扶贫模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的菜单式扶贫模式、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羊拉乡的交通扶贫模式。

这些扶贫模式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特征、针对不同贫困成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新和实践，为各种类型贫困治理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经验，也为深度贫困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贡献了地方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报告》《案例集》统筹、编撰、统稿）

该文刊载于2019年5月24日中国民族报。

原文网址：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19-05/24/content_10073.htm